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涨姿势:中国最伟大的两个朝代

日期:2020-10-1

谈起中国文明,后世中国人每每神往的皆是汉唐雄风。历来强汉盛唐并称,两个朝代均定都长安,疆域辽阔,经济发达,文化昌盛,声威远播。但是细究起来,两者的精神气质相异而互补,共同构成华夏的雄浑国风与儒士风雅。

汉强,唐盛。汉武盛而文雄,唐文雅而气华。汉雄浑凝重,唐辉煌壮丽。汉如质朴刚健的壮夫,唐如雍容华丽的贵妇。汉是初升的红日,朝气蓬勃;唐是正午的太阳,灿烂炫目。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,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,气势恢弘。唐代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,再一次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。可惜,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。

两汉时期,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,兵民不分,有事则人尽可兵,事毕则兵尽还民。《汉仪注》中说,民年二十三为正,一岁为卫士,一岁为材官骑士,习射、御、骑、战阵。每年秋后,各地要进行训练、比武、考核。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(良家子)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,担任皇室警卫。上至封君列侯,均有从军义务,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。当时,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。

伏波将军马援有言: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。”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,“出东门,不顾归;来入门,怅欲悲。盎中无斗米储,还视架上无悬衣。拔剑东门去,舍中儿母牵衣啼。”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,以至于“洒削”(磨剑、修剑削)也能成巨富,司马迁曾为之慨叹:“洒削,薄技也,而郅氏鼎食。”那时的人们,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。

相较之下的唐朝,由于空前的释、胡、汉文化的杂交,唐初的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,大唐文化显得大气磅礴,异彩纷呈,灿烂夺目,甚至有点光怪陆离。在诗书乐舞全面成熟的背后,在长安酒肆的欢快嬉闹声里,在一片浮华和喧嚣之中,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创造似乎都到达了顶点。却也因此失去了深厚的内在力量,失去了深沉的忧患意识,失去了雄强凝重的品格,失去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性。待到“渔阳颦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”,唐代国势即急转直下。盛唐之音,迅速转变为颓丧、伤感和孤高的晚唐之调,开宋代精神之先声。

汉人武功远胜唐人。汉代全民皆兵,唐代主要是府兵。汉的远征军基本上是华夏子弟,唐则多用胡兵番将。汉前有匈奴、后有西羌之乱,均渐次荡平。唐最辉煌的军事成就是大破突厥,但是突厥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,其政治组织力与匈奴相去甚远,到吐蕃、回纥兴起,唐军便束手无策,只能坐等敌人内乱。终两汉之世四百余年,汉帝国的都城从来没有被异族攻陷过,这种情况在中国统一王朝的历史上,除了短命的秦隋以外是绝无仅有的。而唐朝中后期有“京师三陷,天子四迁”之苦,为了平息安史之乱,甚至允诺回纥兵在长安洛阳纵兵抢掠作为报答。后来住在长安的回纥人以三百骑攻宫门,驱逐长安令,掠人子女,唐政府均忍气吞声。

面对未知的、广阔的、无限的世界,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,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,或麻木,或逃避,或沉溺于奢靡之中。汉人则不同,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。如蒯通所言:“猛虎之犹豫,不若蜂虿之致螫;骐骥之跼躅,不如驽马之安步;孟贲之狐疑,不如庸夫之必至也。”听说海上有仙人,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,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。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,有财富,有其他的文明,汉朝的使节、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。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。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,在既无经验,又无补给,强敌拦路的情况下,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。

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,娶了匈奴妻子,但是一旦逃出,还是继续向西,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。在汉代,象张骞这样的人,决不是少数。张骞出塞百余人,惟二人得还,可谓九死一生,但是史书记载:“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,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,求使。”那个时候,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。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(今印度)和西域,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,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,灭且兰,降滇国,定七郡,拓地千里。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,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,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。

反观当代,我们更多的是在追求唐之繁华,却无意回归汉之刚勇。于是在庞大的GDP的背后是血性、道德与耻勇的丧失,在“人傻钱多”式的低能外交后面是列强对我领海的染指与掠夺。所幸者,秦人近平,上承大汉之威武,下接国人志士之所愿,大纲治国,大略外交,铁腕对列强,刚勇守国土,有重开我大汉雄风之世韬伟略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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